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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心理專家做治療,誰在埋單
      2013-09-27 08:34:32   來源:南風窗   評論:0 點擊:

      “把心理治療重新劃入醫療領域,這相當于把一大批已經漸漸‘去患者化’的人群重新貼上病理標簽,對社會心理健康的發展非常有害!”

        “從認識的那天開始,你就一直處心積慮要拋棄我!”—今年5月,曹昱的工作手機上突然收到這樣一條短信,消息發送者是她的一位咨客,接下來,短信聲接二連三響起,指責不斷升級;隨后電話鈴響,對面傳來氣急敗壞的謾罵……

        這戲劇性的一幕只是開始。沒過多久,這個“不幸”的手機就被迫長期處于關機狀態,因為只要開著,它就響個不停。好幾個咨客輪番“轟炸”,“都是罵我的”,有人一天打了50多個電話,發了200多條短信,“鈴聲常常在半夜響起”。

        曹昱未曾想過自己會有被如此“圍攻”的一天。她是有著多年臨床治療經驗的心理咨詢師、督導師,也是北京林業大學心理系教授、著名心理專家朱建軍的太太。

        引發這一幕的,是2013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一部法律:新《精神衛生法》。第23條規定,“心理咨詢人員不得從事心理治療或者精神障礙的診斷、治療”;第51條則規定“心理治療活動應當在醫療機構內開展”。

        這意味著,“如果我繼續像原來那樣做心理治療,就違法了。”曹昱說。然而,對神經癥和人格障礙的心理治療,往往是一個長時間持續的過程,哪怕不接新的咨客,原來那些怎么辦呢?按照新法規定,只能中止治療,往醫院轉介。

        4個月過去了,意料不到的一些后果,一一顯現。

        

        一夕退10年

        很多受訪咨詢師都記得2011年6月10日,當天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官網公布了《精神衛生法(草案)》(下稱《草案》)全文,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

        “一開始沒有太關注,想著精神衛生法嘛,管的是精神障礙的問題,跟心理咨詢關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咨詢師王璐說,“但當晚即接到朋友電話,曰,‘我們以后不能做神經癥的治療了’。”王璐大為震驚,反問,“我們不做,誰做?”她上網找到《草案》,一看,就如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

        《草案》將心理治療與醫療機構直接捆綁,讓王璐感覺回到了上世紀—彼時人們尚不知社會心理咨詢機構為何物,1982年陳佩璋在西安醫學院附屬一院開出第一個綜合醫院對外掛號的心理咨詢門診,被視為中國心理治療發展的開端,其后各地醫院也陸續開出了很多心理門診。

        那么醫院心理門診提供的是什么服務呢?2013年9月2日,廣州市中山三院心理科診室外侯滿了人,很多人天沒亮就守在冷冷清清的掛號處外準備“搶號”,然后一直等到中午;也有人遠道而來,輪不到號,不甘心離開,不斷徘徊。15到20分鐘左右,前面的人從診室里出來,而后面的人早已等得心浮氣躁。

        “進去之后,基本上就是醫生跟你談一會兒話,了解癥狀,然后開藥、走人吧。”小魚如今是一位心理學愛好者,2003年,她曾因為心情低落和嚴重失眠到醫院看心理門診。談話不到20分鐘,診斷是“輕度抑郁”,醫生給她開了一盒安眠藥—在心理學界看來,這種“解釋性語言+精神類藥物”類似的模式,只能說是傳統精神科的變形,離真正的西方心理療法還很遠。

        

        “滅火”還是“去根”

       

        吳小進2002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進修于耶瑞休精神病醫院,師從院長霍夫曼及兒童精神分析師黑布什。回國之初,對精神分析興趣濃厚的他曾打算在醫院大展拳腳。

        然而,先后在西安和武漢擔任過一年精神科醫生后,他即萌生退意。“醫院的心理門診工作基本上由精神科醫生兼任。”據統計,中國目前有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者,上億人有心理障礙,精神科醫生卻只有2萬人左右。姑勿論很多精神科醫生根本沒有學過心理治療,按照心理治療設置,治療師每次至少要跟每個患者面談50分鐘,算下來一天最多只能接待6人,“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每個醫生每天要掛20個號左右,還要應付患者加號的要求。

        因此,雖然心理門診林立,在醫院里卻無法實現真正的心理治療。9月3日,任職于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主任醫師、精神醫學博士叢中發表微博稱:“藥物治療焦慮和抑郁,比心理治療見效更快,醫院里的醫生寧愿開藥,也不太愿意費心巴力地做心理治療。焦慮如同內心著了火,藥物相當于消防隊,能滅火,但是不去根兒。”

        這也是當年吳小進內心的感受。“在醫院里,看到很多可以通過心理干預解決問題的患者一直受癥狀之苦;也看到很多普通的心理問題一步步變得嚴重,漸漸強化至精神障礙。”這對他的內心是極大的折磨。一年后,他毅然離開醫療系統,轉行從事他認為真正能“去根兒”的臨床心理工作。

        現在,吳小進是西安心路心理咨詢中心首席專家,每周接待20名左右的咨客,是身為精神科醫生時一天的接訪量,然而工作方向已是截然不同。

        

        “病”還是“沒病”

        2007年,靠安眠藥度日的小魚參加了一個精神動力取向的心理成長小組,獲益良多,“人際交往中的各種困擾我的模式都在這里清晰呈現了出來”。不久,她又找了一位心理咨詢師做一對一的“個人成長”體驗,“終于看到了多年以來情緒癥狀的心理根源”。小魚眼盈淚光,短短3個月,每周一次的談話,六七年的失眠不藥而愈。“整個過程里,沒有病人,沒有抑郁癥,只有幽深的自我探索之路,以及老師耐心與包容的陪伴。”如今她神采飛揚得耀眼。

        “自弗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理論以來,全世界的心理治療就漸漸從醫療行為中分離出來,變成一種人際互助行為,與醫學治療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二者之間甚至存在一些根本性分歧。”朱建軍告訴《南風窗》記者,醫學模式把心理障礙人群定義為“患者”,而心理治療卻主張“去患者化”。除重性精神疾病以外,心理專家一般不主張把包括神經癥在內的各種心理問題看作“疾病”,其關注的是人的發展、人格的健康與完善,認為人一旦走上創傷修復和自我成長之路,各種心理癥狀也會自然消失。

        這兩年,吳小進的咨客里有一半以上曾被醫院診斷為“神經癥”。“社會上的普通人真要去診斷,多少都會有一些。工作非常忙的階段,人會接近焦慮癥狀態,抑郁癥也很普遍,在心結沒打開前,甚至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從諱疾忌醫,或從精神科走向心理咨詢機構,是個微妙的過程。吳小進感覺,近10年里,醫院心理門診幾乎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但心理治療在國內卻有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這主要得益于2002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正式啟動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資格項目—這是非醫學背景從業人員進入心理咨詢領域的開端。



        經過幾年的人才培育,2007年前后,社會心理咨詢機構開始蓬勃發展,各個心理流派的咨詢技術培訓在全國遍地開花。在很多大城市,人們已不再對心理問題談虎色變,參加心理小組和心理學課程甚至成為時尚。

        這本是心理治療領域發展風起云涌的10年。然而新《精神衛生法》的出臺冷不妨打破了這一格局。“把心理治療重新劃入醫療領域,這相當于把一大批已經漸漸‘去患者化’的人群重新貼上病理標簽,對社會心理健康的發展非常有害!”王璐激動地說。

        

        名分之爭

        “弗洛伊德那一套?談話治療?這些問題(神經癥)你們根本解決不了!”一位精神病學專家冷笑,劈頭蓋臉對韋志中說。這是年前一次精神衛生領域學術研討會上的一幕,后者是從事臨床心理治療超過12年的咨詢師。

        朱建軍透露,據他了解,新《精神衛生法》的起草小組里,一個真正代表心理學界觀點的學者都沒有,只有少數同時具有精神病學專家和心理專家身份的“跨界專家”,但他們基本上都是代表精神病學立場。

        對于這樣的局面,韋志中絲毫不感到意外。這幾年他常常參加全國的學術研討會,早就感覺到精神病學和臨床心理學之間微妙的關系。

        理想狀態里,精神病學和心理學都應該像西方國家那樣,以兩個平行系統的形式,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為社會提供服務,甚至形成互補。

        羅興偉是湘雅醫院精神科的主治醫生,雖然他持有傳統觀念,認為“醫學取向的治療才能真正保障患者利益,心理治療只是輔助手段”,然而在醫療門診無法提供心理治療服務的現實下,他偶爾也會建議患者到有資質的心理機構去接受輔助性的心理治療。同樣地,對于抑郁程度較重的咨客,吳小進也會建議他們到精神科開一些抗抑郁藥緩解癥狀。

        然而,這是一個爭奪話語權的時代。怎么做是一回事,怎么說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二者服務的人群完全沒有交集,相安無事。精神科治精神障礙,心理咨詢解決健康人群的心理沖突。問題就出在交叉地帶上,神經癥大家都可以治,治好了算誰的?”韋志中說,彼此都不會放棄話語權。

        只是,咨詢心理學乃至整個心理學科在中國的起步都比較晚,學術勢力遠比不上早已根深葉茂的精神病學。長時間以來,主流話語權掌握在精神病學界手上。

        

        誰是受害者

        今年5月以來,心理學界召開了幾次網絡和地面的論壇,除了集體吐槽外,主要內容還是討論以后到底還做不做神經癥的治療。

        “繼續做啊。”吳小進笑著說,“不接的話,一半以上的咨客都得推掉了。”其實在實際操作中,咨詢師們很快就發現了法律中的矛盾之處。既然心理咨詢師沒有神經癥的診斷權,理論上他“不可能”判斷出自己的咨客是否有神經癥。哪怕咨客透露了自己的“病史”,吳小進同樣有應對之法,“我們只以解決人際交往問題、情感問題為咨詢目標,咨詢過程中咨客的神經癥只是‘不慎’好了”。

        韋志中說,他正要求工作人員9月份修改咨詢機構網站內容,上書“專治六神無主、心慌意亂”。他比吳小進小心,“開門就說自己抑郁的一律不接,以防有關部門‘釣魚’”。


        當然,也有像曹昱這樣剛烈的咨詢師,堅決不愿意戴著“鐐銬”起舞,認為“那樣的治療師是被‘閹割’的,治療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亂象叢生當中,利益直接受損的反而是患有心理障礙的求助者們。8月,已經服用抗抑郁藥數月的大學生小政找到朋友極力推介的心理咨詢師揚子,揚子一聽他手上有醫生的診斷報告,馬上祭出了《精神衛生法》,小政只好再三保證,自己“一定不會說出去”。面對咨詢師們不同的底線,求助者們很難抉擇對既往病史該說還是不說。

        既然《精神衛生法》根本起不到真正限制心理治療的效果,那么它令心理學界雞飛狗跳的真正影響是什么?朱建軍認為,“是剝奪心理學界的話語權,乃至名分,阻礙整個學科的發展”。

        “新法實施后,將來心理治療師的認證肯定會由醫療體系把持。也就是說,將來如果我要考心理治療師,必須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迎合精神病學界的觀點。如果我不愿意這么做,那么以后哪怕在神經癥治療上做得再好,都不會再有名分,沒有辦法總結經驗,沒有辦法發表論文,否則就‘違法’了。”朱建軍除了是林業大學教授外,還是中國“意象對話”和“回歸療法”心理治療技術創始人。對他這樣的學者而言,這無疑是學術上的“封殺”。

        “這就像是所有心理學家都被迫當了‘二奶’!”他說。

        而8月3日,曹昱在一個心理工作坊上更直接吐槽,此前她和朱建軍打算合著一本關于神經癥治療經驗的書,大綱都已經寫好了,如今只能擱置。現場一片震驚與憤慨。“或許以后中國的心理學家都要去香港和臺灣出書了。”有人感慨。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為化名)

        本文來自《南風窗》2013年第19期(2013.09.11出版),作者:本刊記者甄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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